参商移（上） (第9/10页)

声合上文件，食指在桌上不耐烦地点：“你能保证剩下的人，就没有这样的坏分子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赵振同和吴中越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敌军的策反。何况中央也认为，他们领导起义有功，功过相抵，起码不应该受这样的待遇，”刘博兼皱了皱眉，“至于剩下的人——没有查证的事，我不能乱说。”

    “刘博兼同志，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党现在的处境？”

    “我很明白。因此‘肃反’一事才更要慎之又慎。”

    察觉到他的油盐不进，林寒的笑意渐渐退去，透出一种深不见底的阴冷来。

    他清了清嗓子，把声音放得很轻：“那你是铁了心要当这个反革命了？”

    刘博兼沉默不语。这句话没有激起他眼中多少波澜，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威胁不算高明，甚至十分幼稚。他的年纪与伍秀泉相仿，但与伍秀泉却显露出完全相反的人性——刘博兼只觉得这个人可悲。

    “林寒同志。”过了片刻，他缓慢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这世界上只有一种反革命：那就是因个人恩怨罗织罪名，滥杀无辜。而我刘某人，是万万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的。”

    ＊＊＊

    伍秀泉等了近两个周，还是没有等来任何肃反委员会的消息：没有通知、没有报告、甚至没有关于刘博兼的只言片语。他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。这与等一个在边区死生无定的人的消息不同——起码那时候，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冒什么样的险——这是种无处落脚的，虚无而漫长的折磨。无论他上哪儿问，每个人都是几乎相同的答复：“不清楚”、“回去等消息”、“没有权打听这事”，他们摆摆手，便把伍秀泉打发走了，而等到第二天，他们则又语焉不详地开始打哑谜：“某个师长被秘密处决了”、“某个政委被填进了湖口里”……

    每天活在这样提心吊胆的煎熬中，年轻人迅速地憔悴下来，眼眶下面若不是还挂着一层皮rou，几乎就像一具骷髅了。

    李戈莉见他这样，也对他生出一种于心不忍的担忧来。然而她是万万不敢引火上身的，于是只好捡些话来宽慰他：“小伍同志，你也不要太担心。刘主任怎么说也是高级干部，他们就算要对他怎么样，也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。”

    伍秀泉强撑着精神，扯出一个无奈的笑：“李戈莉同志，”他紧紧攥着拳头，“我看，现在已经不是等下去的时候了。”

    就在昨天，他终于秘密联系上一位同在苏联时的老战友。这位身肩要职的老战友暗示他：一位才从长汀下来的，中央高层的大人物，在这件事情上或许还有一些发言权。

    听了这话，伍秀泉眼睛一亮，好像终于找到了救星。

    这位大人物就住在距叶坪不远的禁区内。天尚蒙蒙亮，还飘着些零星的小雨，伍秀泉就已经顺着乡亲指的路到了林外：穿过漫山遍野的防空洞和防空壕（这些显然是为了防范国民党人从高空抛下的重型定时炸弹）和红军总参谋部，再沿着土路步行了大约十分钟，就已经可以从远处看到那人的住所了——那是一间与寻常农家无异，却远离人群的朴素小屋。

    顶着雨，伍秀泉到了门口，规规矩矩地用冒汗的手心拍了三下门：从里面遥遥传来一声“请进”。

    他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推了门进去，穿过简陋的院子（然而农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显然是主人用心收拾过），进了屋内。那里头已经等着一个人了：他的年纪同刘博兼相仿，面容英俊、身材颀长；行军时伍秀泉曾远远见过他，那时他还骑在马背上——面前的人正是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，周少山同志。

    他见到伍秀泉，只是温和地同他打招呼，仿佛已经等了他很久：“伍秀泉同志，你怎么来得这么迟？”

    “您……您认识我？”年轻人吃惊了。

    “当然。”周少山笑着起身，朝他伸出一只手：“我与博兼同志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老战友、在巴黎时的旧相识，他在给我的信里提过你很多次——皮达可夫，对不对？”

    听见刘博兼的名字，年轻人的心被揪紧了。他用那双沾着雨水的手一下握住了周少山的手，尽力克制着声音里的抖：“周书记，我正是为了此事……”

    “——好了、好了，秀泉同志，”周少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