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当复来归 (第2/10页)

上：“可你这骗子……怎么一次都不来梦里看我？”

    “有时候半夜醒了，总觉得是你——我总觉得你还在守着我。长征时我害了那么重的病，后来延安到沈阳的飞机又失事了，可我竟然都活了下来，活到了今天。”他笑了笑，眼尾拖出几条鱼尾纹，“博兼，这大概是你在帮我吧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，是不是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变迷信了？可咱们当了大半辈子的唯物主义者，你就让我迷信这一回吧。”

    “以前总笑你老，”他摸着自己鬓角的白发，“可我现在竟然都比你长一岁了……”

    夜深了，荒坡上没有人，没有鸟兽，也没有纪念碑。除了他自己的声音和一点洒下来的月光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

    共和国的第一代外交官，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将帅，就这样坐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孤坟前，对着一个被留在过去的影子絮絮叨叨：国共合作、抗日战争；或者西北的黄土高坡、林海雪原中的军工厂……那些故事——后来被人们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历史——重要的，不重要的，像要将这十四年说尽一样，他就一直这样断断续续地讲着，直到灯火通明的县城开始撞钟。

    钟楼里，古老的铜钟被撞响了三次，发出了三声肃穆庄严的巨响，从县城一直远远地传到山坡上。

    他抬起手，看了看自己的手表：零时了。

    城中的人开始放鞭炮，山的对面升起了几束绚烂的礼花，将深紫色的云层短暂地照亮，又在转瞬间便消逝了。

    “刘博兼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新年快乐。”

    日子照过，马儿照跑，一九五〇年开始了。

    2.

    八十年代的时候，首长的身体状况常常令人担忧。反“围剿”时负伤的弹片还留在他身体里，长征时也落下过病根。到了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又被没日没夜地批斗、关“牛棚”，可以说受尽了折磨。

    虽然“文革”结束后慢慢调养好了一些，但首长毕竟年事已高、工作又忙，加上糖尿病、心脏病等病症一直伴随着他，每逢天气变化、抵抗力下降，仍不免要遭一番罪受。

    有一年秋天，京城一直阴雨连绵。开始还是淅淅沥沥的小雨，直到某天后半夜，我被狂风吹开窗户的声音吵醒，才看到窗外下着瓢泼一样的大雨。外头正打着炸雷，雨水顺着窗口打进来，地板已经湿了一片——不知道首长那屋的窗户关好没有，我有些担心，便擅自进了他的卧室去查看。

    果然，那屋子的窗户也被吹开了。我忙上去锁好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却看见首长蜷缩在被子里，整个人不住地“打摆子”。我赶紧拿手背试了试他额头的温度，已经烫得吓人了——我立刻通知了医务人员，又去打水拧毛巾给他敷额头擦四肢降温。

    秘书同志在胡同口焦急地等车。窗外的雨下得越来越大，闪电划破夜空，屋内刹那间一如白昼。我正在擦拭首长的颈窝，他突然不安地抓住了我：“别……”

    “——车来了！”秘书同志像落汤鸡一样跑进来。

    我连忙俯下身将首长背起来。他的手不停地发着抖，却还是知道紧紧地环住我。然而，他的意识却已经不清醒了，在我耳边凌乱地说着胡话：“不要烧……我求你们，不要再烧了……”

    我的脖颈渐渐地有些湿意，首长像是哭了。

    真是奇怪。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首长哭；而在此之前、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见他落过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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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秀泉揪出来！”

    “把里通外国的潘震黑帮分子伍秀泉揪出来！”

    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下半夜，伍秀泉是被整齐的口号声吵醒的。

    一群红小兵撞开了他家的门，扯着他的头发把人从床上押到了院子里。房间里传来翻箱倒柜的打砸声——“咚”的一声闷响——有什么东西被推倒了，然后就是些砸碎锅碗瓢盆的声音。

    伍秀泉冷眼看着他们像蝗虫过境一样，把这间中联部给他分配的小屋翻了个底朝天，只觉得膝盖跪在水泥地上，有些发麻。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，现在穿着单衣被拖出来，有些受不了京城初春的寒气，整个人微微打着颤；尽管如此，伍秀泉还是将背挺得很直，始终带着一种共和国军人的威严和沉稳。

    “报告！没有古董字画！”一个戴红袖章，留齐耳短发的红卫兵女将走出来：“找到了这些——”

    另外两个红小兵——年纪稍微小一些，但也穿着一模一样的绿军服——拿了一块床单，兜着一堆一看就不值钱的东西扔到了地上：除了来往的书信，剩下的都是伍秀泉出访国外时友人送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