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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织红肿、坏死。多次使用，还可能加重贫血，使病情更加复杂。至于过敏反应，也许不会那么巧。所以我一直希望能不用最好，而我犹豫、慎重的结果是高烧、感染导致的癫痫发作。

癫痫，我最担心，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

虽然事先已有准备，但当惊厥发生时，我还是惊慌失措，除了将压舌板塞入昭的上下牙齿之间，防止他咬破自己的舌头，按住他的身体，使他不至于摔下床去之外，我就不敢再做其他的。

迅速用药物制止惊厥是最重要的，不然时间一长，大脑严重缺氧，脑细胞坏死，以后就再难以恢复了。一想到这个我就浑身发抖。我们准备好了用作用比较快的异戊巴比妥钠溶于葡萄糖溶液，缓慢静脉注射，其用量极难掌握，要以恰能控制惊厥为度，一旦过量，昭就会陷入危险的过度昏睡中，致使生命中枢被抑制。

按照事先说好的，恩斯特以最快的速度叫来了埃伦。在这里，只有他曾经处理过类似的情况。

病房里，木制床架因为昭的挣扎而发出刺耳的“叽叽嘎嘎”的声音，不锈钢与玻璃制的医疗器械偶尔地相互碰撞，也会发出轻微的“听堂”声，没有人说话，怕声音泄漏了自己的紧张与恐惧，会传递、影响给他人。我们只用眼睛搜索、观察，却不敢用目光交流，有意、无意的回避开，不能再给对方施加压力，特别是在这一刻。

我看见埃伦做异戊巴比妥钠静脉注射的时候，紧咬着嘴唇，拿着针筒的手不停颤抖……

这实在太难了，我知道不能怪埃伦，不能怪任何人。

“不！不！”

昭的身体松弛了下来，随着惊厥的消失，昭的呼吸也消失了，还有他的心跳，他的生命……

我几乎要崩溃了，如果没有埃伦，所有的一切在那个时刻就已经结束了。

对于我。昭不是病人，甚至不是一般的朋友或者家人，我在他身上寄予了太多的情感，这些情感现在成了我的负担，它使我不能客观、冷静、果断。这就是我在昭的治疗过程中一次次犯错的原因。

对于恩斯特。昭是我心爱的人，我因为爱，我对昭拥有了高于旁人的权力，决定昭命运的权利。恩斯特是我的朋友，一个忠实的朋友，如果我需要，我可以指望他，完全信赖他，包括昭的事。当然，不能苛求恩斯特，他和我，我们都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严重而复杂的病情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早就放弃了。

对于埃伦。埃伦是一个有十年临床经验、训练有素的执业医师。他对昭同样怀有感情，那是敬重、是职责、是仁心。昭是他的难友，是他的病人，在集中营里，医生这个角色使他区别于其他犯人，像以前一样，为他赢得尊重。面对病人，他总是表现出医生职业性的冷静、客观、执着。

抢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昭终于缓了过来。这次，我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，但我意识到，我的情绪在这里依旧起着关键的作用。于是，我决定，从此以后，不论昭的病情怎样发展，是好还是坏？不论我真实的心情如何，充满希望还是沮丧、自责？我都会表象出一如既往的乐观、坚持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绝对不可以认输。

☆、第三章重生（14）

从那时起，治疗变得愈加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