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北国 (第1/2页)
1. 1989年3月,我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。 初春的雪国还暂无春意。列车开得缓慢,一路北上,车上的乘客也换了几波。起初,是一群和我们一样讲汉话的青年人,后来陆陆续续上来一些讲朝鲜语的中年妇女;自从驶出二连站,行至蒙古,耳边几乎就只剩我听不懂的洋文。第三天的清晨,车经行伊尔库茨克。天将亮未亮,地平线尽头挂着几颗闪烁的晨星。窗外是成片的白桦林,积雪未化,挂在枝桠上与几只宕延的飞鸟一同掠过,对于南方人来说算是很别致的风景。我透过满是水渍的玻璃眺望远处无尽延伸的山脉,第一次出国,一切都很新鲜——尽管坐在我对面的人大概不这么想。我用余光瞥他浆洗过,熨得板正规矩的白衬衫,视线再往上是一张看不出情绪起伏的脸。尽管如此,与我或者吵闹的乘客们相比,他也过分沉默了。 对了,我这位正襟危坐的同行人叫曹志远,志存高远的志远。我们认识得很早,后来又在学校中熟悉起来:因为年龄相仿,又是同乡,尽管因为他读书早,已经是我直系的学长。 从我们第一天登上列车起,曹志远就对这一切兴趣缺缺,尽管他很少表现出不耐烦。不过,也就是在前天,列车停靠在乌兰巴托调度的那个晚上,我听见他——就睡在下铺——正捂在被子里,悄悄发出一些压抑的抽泣。对此,我知道原因,然而并不完全能理解。对于我来说,公派交流是个难得的机会,既然出来了,当然要享受:尽管这趟旅行对于曹志远来说,与其说是考察,不如说是他父亲安排的一次流放。 但,就我个人而言,我不是不能理解曹志远的书记父亲的担忧的。今年不是个安稳年,我隐约觉得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。实际上,也就是在去年,P大的法律系发生了相当不寻常的人事变动,我们R大同系那些有些资历的教授都对此三缄其口,但在学生之间小道消息早已传开了。对于在乡间长大的人来说,一切事都是有预兆的:正如稻谷若是穗颈发黑,就意味着第二年要欠收了——这些都是一种风雨欲来的迹象,因此,当曹志远的父亲曹顺华找到我,让我“照顾”他儿子到莫斯科时,我想也没想便答应了。在此时离开北京,我是求之不得的。至于曹志远——曹志远和我是相当不同的人。这样说吧,他是“积极分子”(有时甚至于激进),并因斐然的文采而出名。我一进校就听过他的大名,他在学生中很有声望:后来我才知道,他常在校报上发表社论,这些文章都是学生间争相传阅的对象。前一段时间,有几个后学还将他的评价Z与H的短文腾抄下来,张贴在系门口的公告栏上,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。他是仙鹤一样的人物,在这样的时间节点,他大概是踌躇满志,百般不愿意离开北京的。不过,他本人的想法,对于我,对于他的父亲来说,都并不重要。我有我自己的打算,至于曹顺华,那样具有政治嗅觉、极其擅长得失计算的老官僚来说,他想将儿子遣送至莫斯科,迫他远离这场风浪,这个决定绝不难以理解——尽管,从曹志远玉一样白的脖颈上透出的淤青来看,想必他为反抗这个决定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。 窗外的白艾与蒿草越来越密,荒芜的冻原上突兀出现几座高耸的工业塔,向外徑自盘踞黑雾,刚才的银装素裹不复存在。又过一会,外头就几乎全重复着灰白色外墙的苏联式建筑了。无聊,我转过头,看着曹志远,他依旧一脸肃穆,手上拿着一本书。他不发一言地翻,珠圆玉润的手指捻上书页,我这才发现他看书的速度很快,下垂的眼带着睫上下颤动,一页,两页,当列车开到切列姆霍沃的时候,他已经看完三分之一了。这时已过晌午,车上上来了一群闹哄哄的俄罗斯人,他抬头斜了一眼那群醉汉,合上了书。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