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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水果皮做的小香囊，夕阳穿过玻璃，映红了一踩就吱吱呀呀响的木地板，吃饭的小圆桌上少了一只杯子，却留下了一张格外刺眼的白纸。

那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六个大字。

左柏川，我走了。

左大川和宋遥遥16

左大川和宋遥遥16

那张白纸下面盖着几捆板板正正摞好的蓝色钞票，纸面上连个褶子都没有，是从银行里新取出来的。

小腿开始一抽一抽，脚腕也不断地打晃，我怎么也站不住了，弯腰扶着桌沿儿，头发垂下来，似乎有意把我的视野局限在那些深蓝之中，平整的钞面上很快就接连浮现出一摊又一摊水滴，我却听不见它掉落的声音。

我不记得哭了多久，反正声音肯定不小，左邻右舍全都过来了，推开门就看见我捧着一大堆钞票一边哭一边吐，那个总和我抢锅的胖大妈好像还和我说了几句话，内容我记不得了。

大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提醒我，时隔十年，我再一次失去了宋嘉遥。

我想他是在报复我，他始终记恨着我十年前的面对他离开的不作为，所以他才留下了十年前一模一样的那句话，和十年前一样走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，走得我哪都查不到找不到。

我后来被好心的邻居们送到了医院，在我爸病房外的长椅上斜歪着打了几天吊瓶，他瞧见我这副模样也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一连几天心情都特别好，是不是还和隔壁床的病友聊天，问他家姑娘有相好没。

在我打吊瓶的第四天时，老师来医院看我，他难得把自己搞得利落了些，我差点没有认出来。

相比之下我继承了他往日的邋里邋遢。

我们在医院楼下的院子里坐了一会儿，他说好几天不见我去实验室，一打听才知道我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

我抿着嘴，低头看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和针眼。

我以为他接下来会问我有什么打算，是不是离开桐城回老家一类的，但是他没有，他给我讲了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
关于他妻子的故事。

我一直都知道他有一个妻子的，据说还是我们学校一个很杰出优秀的女研究员，但我从来没见过她，有人说她学校革职，也有人摆摆手，叫我不要再问。

我想那是他的伤心事，所以从不主动问起，他倒是常把她的名字挂在嘴边，还说我很像她，连使用移液管的错误习惯都很相似。

可当我一没忍住追问时，他只是笑笑说，说来话长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以为“说来话长”这个词正如字典释义那般不是什么好词，不过是为那些不愿回忆起的往事盖上了一块布，挡一挡灰尘，掩一掩难堪，为往事不堪回首的找了个能保留一点点体面的词儿。

那时还不懂这个词在恋人之间也可以很美。

*

老师他在谈起自己伴侣时，眉眼间非但没有半点落寞，反而更加神采奕奕，还带着掩盖不住的温柔劲儿，香烟一根一根地递到嘴里，仿佛那是他这辈子最高的成就。

他们从小就认识，两个人都是桐城老一辈上层名流的后代，小时候在一个先生手底下念得私塾，后来又一起出国留的学，回国之后被桐大特聘过去当教师，当时学校里的生物实验室只有两个，他们俩一个分管一个。

本来也是对受人羡慕的青梅竹马，虽然追求过程中的坎坷只有我老师自己的能体会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

出事是在他们准备结婚的那年，在一次实验课的授